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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回顾这段原子弹诞生的历史，会发现这是一段由战争、科学和人性纠缠在一起的复杂故事。从这之后，人类便一直生活在蘑菇云的阴影之中。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在他执导的电影《奥本海默》（Oppenheimer）中重现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1945年7月16日清晨5:30，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爆炸实验，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一朵巨大耀眼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大约100秒后，一股如雷鸣般巨大的声浪和冲击波才随之到来。人们开始彼此拥抱，热烈庆祝。电影中忽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物剪影，这人坐在一辆吉普车上玩起了邦戈鼓（Bongos）——这个镜头其来有自，所表现的人物一望便知，正是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他几乎全程参与了研发首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也裸眼见证了蘑菇云的升起。
电影《奥本海默》以3个小时的时长讲述了“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二战”期间领导研制原子弹的过程在费曼的半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一书中，他讲述了自己当年亲眼看到核爆成功之后，坐在一辆吉普车后座上打鼓的事情。对于这个特立独行的物理学天才来说，参与研发原子弹，最终获得了成功，似乎和参加一项竞赛或考试取得好成绩没什么区别。他紧接着写道：“你看，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开始时，我们都有极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参与这工作，然后拼命努力完成使命。这是一种快乐、一种刺激，你会停止思考，明白吗？”在进行这次名为“三位一体”（Trinity）的核试验时，费曼年仅27岁，稚气未脱。他在刚刚加入“曼哈顿计划”，从普林斯顿大学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时只有24岁。在他的描述中，研究原子弹的几年时间犹如参加一个漫长的夏令营一样轻松愉快。只是为了恶作剧，他就在半夜打开营地里藏有绝密文件的密码箱；他还喜欢利用营地的安全漏洞，在警卫面前晃来晃去；他还发明了一种密码，这让检查通信内容的安全官员尤为恼火……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对于费曼来说大约相当于一个假期的结束，他即将回归到正常生活之中。还要再过20年，他才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即便如此，在亲眼目睹了核爆，并且随后知道了美军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所产生的巨大震撼还是逐渐在27岁的费曼身上显现出来。他接着写道：“我坐在纽约一家餐馆里，看着窗外的建筑物，就开始想：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炸毁的半径有多大……从餐馆到34街有多远？那么多的建筑，全都化为灰烬——不停地想。在路上走着时，看到有人在盖桥、筑路，我又想：他们都是神经病，什么都不懂，干吗还要盖新的东西？一切都是白费功夫而已。”对于当时的物理学家来说——无论身处哪个阵营——投身于原子弹研究，确实是一项极具诱惑力的事业。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各种科技进步往往率先被用于战争，制造出更具杀伤力的武器——从石斧、战车、各种金属材质的刀剑，到枪械、炸药，直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出现的化学武器……人类在追求武器对敌方的杀伤力方面似乎永远都不满足。不过，即便我们认为核武器的出现乃是“大势所趋”或是“无可避免”，当我们回顾核武器出现直至被投入到战场上的效率，其过程仍然显出超出寻常的迅速，也异乎寻常的复杂。这关乎取得一场前所未有的残酷战争的胜利，解决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工程难题，以及科学家们所担负的前所未有的道德责任。在发生于20世纪初期物理学革命的铺垫下，人类进入了原子和相对论时代。而在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以德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交战双方几乎同时展开一场关于研发核武器的比赛，原子弹的出现开始变得毫无悬念——只不过，这一次人类对于武器杀伤力的追求终于得到了满足。而关于战争，除了胜负之外，也第一次出现了另一个选择：全人类的共同灭亡。从1909年，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通过散射实验建立了现代原子模型，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Otto Hahn）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Friedrich Wilhelm Straßmann）在1938年底发现核裂变现象，直至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如今我们回顾这段原子弹诞生的历史，会发现这是一段由战争、科学和人性纠缠在一起的复杂故事。从这之后，人类便一直生活在蘑菇云的阴影之中。1952年，美国首先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埃内韦塔克环礁试爆了第一枚氢弹几位德国科学家率先发现了原子核发生裂变现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其间只相隔了几个月的时间，似乎预示了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的结局。当一个原子核发生裂变，会随之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中的科学原理对于当时的科学家来说并不难以理解。而通过中子轰击铀原子核使之发生裂变，随之释放出更多的中子，也就可能诱发更多的铀原子核发生裂变。在这个连锁过程中所释放的原子能量是之前人类通过化学反应所无法想象的——在一场战争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会由此联想到利用原子能开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武器。根据凯·伯德（Kai Bird）和马丁·舍温（Martin Sherwin）合著的《奥本海默传》（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记述，美国科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在1939年1月从《旧金山纪事报》上读到了关于原子核发生裂变的消息，便立即中断理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奥本海默。奥本海默一开始还对这个消息感到难以置信，而当他意识到这是事实，之后便开始在黑板上构思一个利用核裂变制造炸弹的草图——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正式爆发。在这场关于研发原子弹的竞赛中，德国人抢先了一步。核裂变现象首先便是由德国科学家发现，而当时德国作为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的地位也让其有信心首先制造出原子弹——换个角度说，如果以德国的研究实力都无法制造出原子弹，也就可以说明制造这种超级炸弹的想法并不现实。在德国开始了原子弹计划，尤其是美国也加入战团之后，世界物理学界便被可悲地分为两个阵营。这些曾经在欧洲各所大学中交流学术思想的物理学家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都希望能够领先对手一步。领导德国原子弹项目的科学家是在32岁便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当时对欧洲的科学和文化充满敬仰的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于1926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时，还曾经满怀崇敬地拜访过这位长他3岁的颇有魅力的科学明星。时至1942年，奥本海默则已经成为“曼哈顿计划”的领导人——海森堡影子般的对手。相比于海森堡这样的明星科学家，由奥本海默负责美国的原子弹计划显得有些出人意料。综合来看，奥本海默虽然并不算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但他对于理论和实验层面都有深入理解；对于原子弹研究计划极为投入；另外，因为同情共产主义运动，与美国共产党人往来甚密，奥本海默的“安全档案”并不完美，这反而让任命他的军方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认为是可以用来操控奥本海默的一个砝码。除了这几个原因之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方在庆在接受采访时说，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奥本海默有着强烈的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野心。他渴望当领军人物，也急需一次引人注目的成功——这个特质让奥本海默成为“曼哈顿计划”绝佳的领导人。1945年9月，在核爆炸实验两个月后，奥本海默与同事在“三位一体”试验场测量烧焦沙粒中的放射性方在庆也指出，德国研发原子弹失败，也与其在科学上的傲慢有关。德国在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中处于领导地位，可以说当时世界物理学研究的中心正是在柏林。德国人相信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物理学家，因此必定可以走在原子弹研究的前列。但与此同时，德国对于研究原子弹并未投入太多的精力和金钱。当时纳粹更需要的是可以立竿见影改变战局的武器，相比于前途未卜的原子弹，可以从欧洲大陆准确打击英国本土的V-2火箭显然是更加实际的选择。在20世纪初期，德国的科学实力，尤其是在物理学领域固然占有明显优势，但在这场关于制造原子弹的竞争中，德国处于先发位置，却逐渐落于下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在纳粹上台之后，对于犹太裔科学家的迫害，使得自身的优势逐渐变为劣势。武汉大学李工真教授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中描述，在1933年4月7日，刚刚上台的希特勒就颁布了《重设公职人员法》，开启了种族清洗的步伐，而德国大学随后纷纷表示效忠。也曾经有人表示反对。“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曾经勇敢地站出来，向纳粹当局抗议这场清洗运动给德国科学造成的损害。但是，希特勒是这样回答他的：‘即使是为了科学，我们的民族政策也不会因此而撤销或改变。如果驱逐犹太科学家意味着现代德国科学的毁灭，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没有科学的状况下，推行我们的民族政策吧!’”根据李工真的研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国大学开始了解聘潮。在1933～1934年冬季学期以前，一年之内总共解聘了1145名大学教师，涉及各类教授781名，即占整个教授集团的17.4%以上。时至1939年，整个纳粹德国大学教师岗位中的45%已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棍们占领。这些被德国大学解聘和驱逐的大学教师（其中犹太裔占了很大一部分），最初大多选择英国作为自己的落脚地，但随后便发现在美国的大学里更容易求得教职。当时美国的高等教育正在进行从精英型教育到普及型教育的过渡。到1930年时，美国已经拥有246所高校，12万名教授，这为来自欧洲的精英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也让美国开始逐渐取代德国，成为新的世界科学中心。除了爱因斯坦和玻尔这样的标志性人物，还有大量从欧洲移居美国的科学家为“曼哈顿计划”做出了重大贡献从纳粹德国，以及纳粹德国占领区逃往美国的科学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正是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两位大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尼尔斯·玻尔。当爱因斯坦在1933年因为纳粹上台而离开德国赴美国，柏林的一家报纸甚至兴高采烈地欢呼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的决绝离去：“来自爱因斯坦的好消息——他再也不回来了。”也正是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与同样从欧洲流亡美国的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在1939年8月2日共同致信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提醒说纳粹德国可能已经开始了原子弹研究计划，呼吁美国开展同样的计划以克制纳粹势不容缓。不过，方在庆认为，这份“爱因斯坦-西拉德信件”未必对于美国开启“曼哈顿计划”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当时大量犹太裔科学家逃往美国，自然也带来大量关于纳粹德国的消息。希特勒对于核武器的兴趣早已不是秘密。另一方面，美国正式开启“曼哈顿计划”已经是在“爱因斯坦-西拉德信件”发出两年多之后。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两派科学家对垒的态势形成，德国科学家一方已经处于下风。以至于当战争结束，海森堡被英军俘获，仍然不能相信当时美国已经成功制造出了原子弹。尼尔斯·玻尔在1943年从丹麦经瑞典、英国逃往美国的经历堪称传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曼哈顿计划”，但是玻尔曾经几次访问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当时大多数进行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都将玻尔看作伟大的精神导师。另外，在1941年，丹麦被纳粹德国占领时，海森堡曾经前往哥本哈根去会见自己的导师。这两位科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一对师徒，以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身份再次见面，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来两人对于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均缄口不谈，但显然其中涉及了德国进行原子弹研究的进展。玻尔到达美国之后，将自己与海森堡谈话的部分内容透露给“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必定也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除了爱因斯坦和玻尔这样的标志性人物，还有大量从欧洲移居美国的科学家为“曼哈顿计划”做出了重大贡献。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在1938年借着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奖的机会逃离意大利，与妻子辗转前往美国定居。随后正是费米领导的研究组在芝加哥大学一个废弃的地下室里建造起了第一个人工核反应堆，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原子弹的可行性。被称为“电子计算机之父”的科学家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曼哈顿计划”，但也为其进行了大量的计算帮助。正是凭着这些当时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以及以美国举国之力的支持，雇佣超过50万人，花费超过20亿美元，才让原子弹——这种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武器第一次成为现实。发生在1945年7月16日清晨的核爆炸实验注定被载入历史，也注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随着爆炸产生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些亲眼目睹这样震撼景象的科学家的反应也被记录了下来。1945年7月16日清晨的核爆炸实验注定被载入历史，也注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当爆炸的冲击波传来，恩里科·费米将一些纸片扔到空中，观察这些纸片在冲击波的影响下飞出了多远。他随即根据这个距离估算了这次核爆的当量（他估算这次爆炸大约相当于1万吨TNT，实际当量超过2万吨TNT，误差不大）。肯尼斯·班布里奇（Kenneth Bainbridge，哈佛大学物理学家，“三位一体”核弹实验地点的选定者）看着奥本海默，嘀咕着说：“现在我们都成了狗娘养的。”而当作为负责人的奥本海默看到核爆产生的蘑菇云冲天而起，他想到了《薄伽梵歌》中的句子：“现在我成了死神，诸界的毁灭者。”科学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我们很难断言当历史发展到某个时间节点，核武器的出现便成为必然。是1945年7月16日清晨的核爆炸，或是恩里科·费米在1942年12月2日建立起首个人工核反应堆？是人类在1938年第一次发现了核裂变现象，还是1909年卢瑟福建立起现代原子模型？或是更远一点，当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建立起现代物理学研究的框架时，是否可以说，核武器的出现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也无法将人类进入到核武器时代完全归因于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在当时，除了美国和德国之外，在英国、苏联乃至日本都有类似的研究项目。美国只是抢先一步，但制造核武器的科学原理早已不是秘密。不可否认，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促成核武器迅速出现且被应用于战场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战争让科学家们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让我们看看这场战争把科学家置于怎样的环境之中，又把他们变成了怎样的人。根据《奥本海默传》的记述，美国军方曾经把海森堡作为暗杀或是绑架的目标。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米则曾经在1943年认真地和奥本海默讨论，向德国的食品供应链投放放射性裂变产物以造成大规模的伤亡。最终这个想法因为在理论上无法造成德国人的大量死亡而遭到了奥本海默的反对。1945年 8月 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幸存者可以看出，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尽管科学家们有着相对的人身自由以及近乎无限的物质支持，却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直到1950年战争结束之后，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费米无意间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在哪儿呢？”（指理论上存在的众多外星生命），并引发了科学界对此的长久讨论，这个问题后来也被称为“费米悖论”——恐怕直到这时，这位大物理学家的思想才重新回归物理学和宇宙。“三位一体”原子弹试爆成功时，纳粹德国已经投降；日本虽然眼见大势已去，却仍在负隅顽抗。就在原子弹试爆成功不到一个月，两颗分别名为“胖子”（Fat Man）和“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弹就先后被用于实战，投放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了两个浓重的句点。两颗原子弹的投放，造成了两个日本城市的毁灭，超过20万人丧生。1945年8月9日，一颗绰号为“胖子”的原子弹被空投到长崎尽管当时日本的败局已定，但考虑到日本死守的态度，盟军想要通过常规方式登陆日本本土，取得战争的全面胜利，仍然必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根据估算，盟军可能要付出数十万军人的生命，而在日本本土则可能造成上千万人的丧生——如果纯粹以可能丧失生命的数量对比来看，以暴制暴，以更加恐惧来回应恐惧，两颗原子弹的投放确实有助于尽快结束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但是两颗原子弹的投放也被视为“冷战”的开端以及核武器军备竞赛的开始。在见识到原子武器的威力之后，为了不落于下风，各大国之间很快展开了研发核武器的竞争。处于领先位置的美国想独自享有制造核武器的秘密，严防窃取制造核武器秘密的间谍，可谓到了捕风捉影的地步——奥本海默下半生被反复怀疑、审查、跟踪、窃听的悲剧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此。不过，再紧密的严防死守也不可能阻止技术扩散。各个大国，尤其是当时与美国处于对立面的苏联，很快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技术。人类对于恐惧和毁灭的追求并未就此停止。在拥有了原子弹之后，大国之间继续探索原子武器的可能性。曾经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匈牙利裔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开始领导美国的氢弹计划。在1952年，美国首先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埃内韦塔克环礁试爆了第一枚氢弹；一年之后，苏联在中西伯利亚试爆了自己的首枚氢弹。在理论上，以核聚变为基础的氢弹的威力可以无限扩展。毁灭从未变得如此实际。有了核武器存在的世界与之前不再一样。正如奥本海默在目睹了核爆之后所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会再是原来的样子。有些人笑了，有些人哭了，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70多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在大国之间展开了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核军备大赛，但是再也没有爆发过全面战争。人类就在这样一种奇异的威慑和平衡之中享受着和平。对于绝大多数不需要掌控核武器，也没有经历过核战的普通人来说，这样的和平生活似乎显得天经地义——只有回顾人类的历史，我们才能发现这样长时间的和平是多么的稀少。1955年，纽约，一个男孩在电视上观看原子弹爆炸的画面伴随着核武器的出现，人类对于武器杀伤力的要求已经达到了极限——战争的意义也随之发生改变，不再是政治的延伸，而是毁灭的开端。在核大国之间，想要取得压倒性的全面胜利已经几乎不再可能。通过引爆核武器，制造全球数十亿人死亡的“核冬天”已经不只存在于理论中。可能正是因为亲眼见识了核武器的威力，更能够体会核武器给全人类带来的威胁。当年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之后大多开始呼吁停止核武器实验，停止核武器军备竞赛。曾经致信罗斯福总统呼吁开发核武器的爱因斯坦在战争结束之后也转变了立场，呼吁各国领导人以和平方式解决人类争端。在1955年2月，由罗素起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11位著名科学家（其中10位是诺贝尔奖得主）签字，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宣言中写道：“那么，这就是我们呈现给您的问题，赤裸裸的、可怕的、不可逃避的，我们要结束人类的存在吗，还是说人类应该放弃战争？”1960年4月4日,人们在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高举反核标语问题在于，即便是在核武器的威慑之下，人类真的有可能放弃战争吗？不惜代价地自相残杀，造成敌方的毁灭，这样的残酷事件难道不是贯穿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吗？人类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又曾经造成过多少物种和同类的灭亡？这种同类相残，乃至自我毁灭的倾向，是否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之中？我们也该看到，在人类进入到原子时代，乃至21世纪之后，科学发展从未如此昌明，生活从未如此便捷，人类对于自身在地球的主宰地位也从未有过如此的自信。核武器令人感到恐怖，基于相同科学原理建造的核电站则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辐射现象可以被用于医学检查甚至是治疗癌症。许多曾被视为绝症的病症被不断攻克，人类的平均寿命在不断增加。人类所面临的危险也曾经来源于宇宙，小行星撞击足以造成大规模的生物灭绝（地球遭受足以毁灭一座城市级别的小行星撞击的概率大约是每百年一次），但目前人类的科技已经发展到足以预测未来数百年内来自太空的威胁，甚至可以通过飞行器改变小行星的运行轨道以避免危险。人类的生活从未如此紧密关联。这种紧密带给我们安全感和确定性，但也随之而来新的不确定性和危险。发达的交通网络使得一种病毒可以在短时间内传遍全球；全球性的移动互联网让几乎所有人的信息都不再成为秘密，而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正是栖息于此。尽管还没有人能预判人工智能有朝一日忽然“觉醒”的情景，但已经有很多人担心人工智能终将成为互联网的主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再也没有面对过像核武器这样具有强烈震撼性的毁灭性威胁，但核武器绝非人类因为技术发展而面临的唯一威胁。正因为如此，天体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前任主席马丁·里斯（Martin Rees）之前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才将21世纪形容为“最危险的世纪”。里斯说道：“我并不认为人类会把自己完全的毁灭掉，但是我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纪里会面临很多重大的挫折。因为技术的发展，让少数几个人就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对全人类造成威胁，比如网络攻击、生化攻击，等等。少数几个人就有可能研究出致命的病毒。我想在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之间会出现矛盾，这在之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也让事情变得非常复杂。“现在整个世界都相互联结，通信、金融、交通、供应链，等等。任何国家发生了不妙的事情，都会立刻影响到全世界。从长远来看，人类也还没有完全摆脱核武器的威胁。现在全世界的核武器总量没有“冷战”时期多，不大可能爆发全球性的核大战，但是有可能在某些区域发生核战争。而且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50年，地缘政治可能会完全不同，到时也有可能出现新的霸权，新的核危机。”我们或许无法预测下一个需要面对的危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保持乐观、谦卑和信心。当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中还写了这样一段：“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忘掉其他。”〔参考文献：《奥本海默传》(American Prometheus：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rmer)，作者：凯·伯德，马丁·舍温；《别闹了，费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Adventures of a Curious Character)，作者：理查德·费曼；《原子弹秘史》（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作者：理查德·罗兹；《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作者：李工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本文源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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